八路军的“红圆头”子弹非常厉害。一个日军伤兵说，整个肩膀都被挖走了。
1940年，一则传闻在华北日军中悄悄流传：八路军用了一种新子弹，打中人后会在身体里碎裂，造成很大伤。
日军士兵说，这种子弹的弹头呈现一种诡异的红色，可能是八路军的特别标记。
那么，八路军真的使用过这种子弹吗？答案是：确实存在！
从1940年起，八路军开始装备这种红色弹头的子弹。这种子弹是由八路军的军工部门自己生产的。今天，你可以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看到实物。
现在的边区造出了一种红头子弹。
在日本老兵的日记中，这种子弹被称为“致命的红头”。在描述时，他们说：“打中肩膀后，伤口被完全撕裂，就好像整个肩膀被从这个洞里强行挖走了一样。”
日军的伤兵状况证明了“红圆头”的威力。
大家可能觉得八路军的武器不太先进，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子弹呢？
这种被称为“红圆头”的子弹，实际上反映了根据地弹药制造技术的不足，它是一种质量不达标的产品。
要想知道“红圆头”的奥秘，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八路军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不稳定的国民政府
八路军从红军改编过来后，理论上所有的武器弹药都应该由国民政府供给，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1941年，中央军委在一份名为《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文件中提到，国民党已经两年没有提供过任何弹药，以后能提供多少也值得怀疑。
由此可见，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国民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弹药供应。
实际上，八路军从国民党那里得到弹药的情况，一直受到两党关系的影响。
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7月这一年里，国共两党合作得不错，所以八路军不仅能得到及时的弹药补给，数量也很充足。
我查到这样一组数据：1937年8月20日，南京向红军发放了弹药。当时红军还没有改编为八路军。发放的弹药包括：七九步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弹20万发，迫击炮弹620枚，手榴弹1.5万颗。
这里有一份八路军在陕西办事处收到的武器和弹药的记录：
资料来源：《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武器弹药供应研究》
但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1939年，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边频繁制造冲突，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之后，蒋介石通过“断供”的方式对八路军施压。他在1939年12月下达指示：“第八路军若不从绥德撤出并开往河东，就不要再给他们发武器弹药。”
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子弹和炮弹供应，八路军只好通过战场缴获和自己制作来补充弹药。
子弹和炮弹不足
自从八路军深入敌后作战以来，战斗变得越来越频繁。由于失去了国民政府的弹药供应，部队的弹药开始变得紧张。虽然每个部队的弹药储备情况有所不同，但由于补给困难，所有部队都面临着弹药短缺的困境。
作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之一，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弹药供应还算充足。根据时任686团团长李天佑的回忆，平型关战斗中每位战士都领到了一百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这对于八路军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的装备了。
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在敌后战场上冲锋陷阵，他们手持武器，不畏艰难，用血肉之躯保卫祖国和人民。这些战士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但他们都怀着一颗爱国之心，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勇敢地面对敌人，浴血奋战。他们不仅在战斗中表现出顽强的意志，还在艰苦的环境中帮助老百姓，建立根据地，传播革命思想，成为人民心中的英雄。
可是当115师与日军交战时，他们发现手头的子弹仍然不足。
在老爷庙的战斗里，686团的士兵们为了不让日军占领高地，用光了所有的子弹。这场战斗非常激烈，在国内战争中很少见。由于子弹用完了，部队马上面临弹药不足的问题。主力部队都遇到这种情况，其他部队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
1941年1月，八路军战士聂文魁只领到了5发子弹。连长还耐心嘱咐他：“没有把握不打，远了不打，瞄不准不打。”当时，正规部队作战前也只领到10发子弹。
日军“明治三?年式”弹药盒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的子弹却非常充足。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步兵使用了一种自1897年就开始使用的弹药盒，被称为“明治三十年式弹药盒”。这个弹药盒由两个前面的盒子和一个后面的盒子组成。每个前面的盒子分为两个部分，每部分可以装15发子弹，因此一个前面的盒子总共可以装30发子弹。两个前面的盒子加起来，总共可以携带60发子弹。
备用弹药放在后面的弹盒里，里面的子弹通常会用油纸包好，底部还留有透气的小孔。这种储备弹药一般很少使用。这个弹盒能装四个每个装有十五发子弹的弹夹，总共六十发子弹。
日军一名普通士兵通常携带的子弹数量是125发，这包括了60发放在前面的弹匣中，60发放在后面的弹匣里，还有枪膛内的5发。在行军的时候，他们还会额外携带60到80发子弹。
这样每个士兵能带200发子弹，足够打两场仗。而一个日军的重机枪组总共能带大约450发子弹。
前面的盒子里分为两个空间
因此，在八路军看来，日本兵就像是“移动的武器库”。他们十分重视从敌人那里夺取弹药以供自己使用。有一段时间，“缴获”成为了八路军补给的主要方式。
敌人变得越来越机灵了
八路军主要靠缴获补充弹药的情况，很快就被日军发现，狡猾的鬼子马上采取了“反缴获”措施。
1940年以后，日本军队对士兵携带的子弹数量进行了严格限制，每人最多只能带40发。同时，他们还严密管控伪军的弹药储备，防止八路军从伪军那里得到弹药。
同时，这一阶段两军的作战方式也有所不同，这让八路军缴获弹药变得更加困难。
通常来说，想要在战斗中获得足够的弹药，至少得满足两个条件：
一、我们要彻底消灭日军的整个部队。
当日军被整体消灭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完。
八路军想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就得在打胜仗的同时，尽量节省自己的弹药。可到了1940年以后，要做到这一点变得特别不容易。
八路军披上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大衣。
大约在1940年左右，日军在平原地区采取了一种新策略，称为“囚笼政策”。他们在大城镇周围修建了许多碉堡，并用公路把这些碉堡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就把整个平原地区分成了许多小区域，限制了八路军的行动自由。
鬼子这么一折腾，平原地区的八路军，再按旅、团来活动就很不方便，只能以营为单位作战。所以小仗打得多了，大仗打得少了，缴获也大大减少了。
但是在山区，八路军的旅级和团级部队依然活跃，所以才有了陈庄战斗、黄土岭战斗以及大龙华战斗等。
然而，在这些战斗中，尽管八路军能够获取一些弹药，但他们自身的消耗也非常大，具体数据如下：
在黄土岭的战斗里，我们部队收集了53500发各种子弹，用了116168发各种子弹，收集的子弹数量占用了子弹数量的46.1%。
在大龙华战斗中，我军消耗和缴获的子弹数量一样，都是5万发。
在陈庄的战斗里，我们部队每用掉5颗子弹，才能捡到一颗敌人的子弹。
此后，“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成了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主要方式，这让八路军更难彻底消灭日军的一个大队。
日军枪械里的备用子弹
1941年11月，彭德怀在回顾黄崖洞保卫战时提到，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对日军进行大规模围歼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了短时间的歼灭战，八路军就失去了弹药补给，面临“有枪无弹”的危险境地。
子弹壳！子弹壳！
由于前线弹药供应越来越紧张，毛泽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次会议上，特别提到了军火问题。
每个游击区都应该努力设立小型武器作坊，争取能够自制子弹、步枪和手雷等，确保游击战时不会因为缺少武器弹药而发愁。
然而，在根据地生产子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缺乏机器设备之外，更大的问题是缺少原材料。
抗战时期，子弹壳主要用黄铜制成。不过，在抗日根据地，由于缺乏冶炼黄铜的能力和纯铜储备，所以无法生产子弹壳。
造不出子弹壳，更别提生产子弹了。地兵工厂只能退而求其次——自制复装弹，也就是“翻造子弹”。
复装弹是指把旧的弹壳修整好，然后填入新的火药和底火，最后装上新的弹头制成的子弹。
八路军战士们和他们缴获的武器
相比制造手榴弹和炮弹，复装子弹的工艺反而更复杂。
制作一枚复装弹需要几个步骤：首先，你需要一个旧弹壳、一些火药和一个新的弹头。接下来，进行清洁、整形、退火，检查底火眼，安装底火，添加发射药，安装弹头，封口，涂上虫胶漆，检查质量，通过全弹样规，最后打磨光亮。总共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八路军自制子弹时，最需要的是子弹壳。
从1941年起，用过的弹壳成了八路军的“宝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收集弹壳，也不断命令部队要重视收集弹壳的问题。
1941年1月13日，朱德在给部队的电报里明确要求：“我们现在没有子弹了......从今以后，凡是来领子弹的人，必须带上空弹壳来，一个空弹壳换一个子弹，否则就不发给他们。”
这段时间，收集弹壳成了从中央军委到各个师、旅首长经常谈论的问题。八路军在完成繁重的战斗任务之余，也想方设法收集弹壳。
抗日战士
八路军的步枪手在换位置之前，总会细心地把地上的子弹壳捡起来，战斗一结束就交给班长；机枪手由于要不断换地方，战斗时没空捡拾，但战斗结束后，其他战友会按照机枪手的记忆，帮忙找子弹壳。
在临沂附近，115师686团设了个埋伏圈，准备捉住一支日军。结果进入圈里的日军比预期的多，我军没能把他们全部歼灭，只能赶紧撤退。
两天之后，686团特别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回到战场，搜集散落的弹壳。最终，他们找到了超过400个弹壳，并全部上交给了上级。
八路军非常积极地收集子弹壳，这件事也让日军注意到了。
在战斗中，战士们注意到，为了防止八路军收集弹壳，日军也开始捡拾弹壳，并且日军的机枪手还在枪口的抛壳处加了个布袋，把所有弹壳都带走了。这显示了日军的狡猾和他们拥有的情报网之广。
在抗战时期，日军的一些机枪手为了炫耀战功或满足个人虚荣心，会在战场上摆拍一些照片。这些照片通常是为了记录他们的“战果”，甚至可能包含残忍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反映出日军的残暴本性，也暴露了他们对生命的漠视。这些照片后来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证据，揭露了战争中的罪行。
部队收集到的子弹壳都会送到子弹工厂。工厂里有一些专门用来制造再生子弹的机器，这让生产速度大大提高。曾经参与过再生子弹制造的沈丁祥回忆说：
在子弹制造车间里，摆放着由周恩来副主席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从敌占区获取的两台弹壳车底机、两台取轴冲床、两台紧口机、两台收口机，还有一台元车，以及一台车床和一台小冲床。
除了在工厂大规模生产，八路军还组成了复装弹小分队。他们带着成弹头和简单工具跟着作战部队行动，在战场上现场制作复装枪弹，直接给部队用。
不久，八路军的子弹制造点增加到了两个。到了1943年，仅晋察冀兵工厂一年就能重新装填超过一百万发子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兵工厂生产的七百多万发子弹中，大多数都是重新装填的。
无烟炸药
处理完子弹壳的难题后，八路军的技术人员接着开始研究火药的问题。
中国是火药的发源地，民间也能制作。实际上，早期根据地自制子弹用的就是乡亲们自制的“黑火药”。
这种火药在使用时出现了不少问题，战士们对此意见很大。
八路军用的一种特殊冲压机器
据军方人员回忆，这种装有黑火药的子弹在发射后，会冒出浓烈的黑烟，弥漫在战士周围。黑烟不仅影响瞄准，还会暴露射击位置，吸引敌人的火力。
用这种黑火药子弹打仗，士兵们常常会被熏得满脸黑灰。
因此，尽快得到无烟火药变得极其紧迫。
最早的时候，军工人员得到无烟火药的方式是拆开日军的炮弹，从炮弹里的发射药筒中取出火药条，然后把这些火药条剪碎，再放进子弹壳里。
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八路军得到的发射药筒数量不多，其中一部分还要供给炮兵使用；另外，拆解药桶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八路军的领导和晋察冀军区的武器制造部门决定自己动手制作无烟火药。
1940年1月，河北省唐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八路军晋察冀军工部利用水缸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陶塔，开始制造硝酸和硫酸。
八路军的兵工厂里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加工机器。这些机器帮助他们制造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
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就能大规模制造硝酸和硫酸了。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三位同志，利用自制的原料成功研发出了无烟火药，并迅速在其他根据地推广开来。
到1942年，已经有两个根据地成功生产出浓硫酸，并随即制造出了无烟火药。在此基础上，他们还生产了多种其他类型的火药。
从1944年起，各个根据地的火药产量迅速增加。比如太行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1944年生产了26公斤的雷汞，到了1945年这个数字跃升到118公斤；1944年的发射药产量为760公斤，而1945年则猛增到10203公斤；同年，烈性炸药的产量更是达到了15503公斤。
八路军成功攻克了无烟火药的技术难题。
鲜艳的红色圆头。
除了弹壳和火药，复装弹的另一个难题是弹头。
一种新式的日本6.5毫米步枪子弹，子弹中心是铅心，外面包着铜壳。子弹的设计是在坚固的铅心外，再加上一层柔韧的铜皮。这种结构同样适用于重新装填的子弹。
复装弹是利用旧弹壳重新制作的，弹头通常要用铜和铅这两种材料来重新加工。
之前提到过，八路军当时铜材十分匮乏，也没有条件自行冶炼。为了制造弹头，他们只能回收含有铜的废旧金属。经过观察，他们发现清光绪年间的铜币特别适合用来制作弹头。
军工人员先将收集到的光绪铜元进行挤压和敲打，制成类似试管的铜器皿。然后，他们将熔化的铅液倒入这些铜器皿中，最后封口。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弹头。这种弹头呈现出暗红色，和铜元的颜色非常相似。
但是，铜元有一个缺点：它比纯铜硬，非常难制作。
在使用人力操作冲压机制造铜元弹头时，工人通常需要花费大半天时间才能生产出少量产品。后来，技术人员想到了一个办法，利用骡马作为动力来驱动冲压机。经过试验，这种方法果然奏效了。
这种传统方法压制的材料，表面会有许多细小裂纹，做成子弹头后这些裂纹也会存在。这些裂纹无法去除，只能稍微打磨一下就交给部队使用，后来人们称它们为“边区造”或“红圆头”。
红色圆头子弹发射后快速飞行时，空气会从缝隙中冲入，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快速流动的空气还会使铜壳部分脱落，露出里面的铅心。
当红圆头弹射进人体时，开裂的铜皮在阻力下会碎成许多小块，铅芯也会被挤出，在体内翻滚，就像达姆弹一样。因此，它造成的伤口比普通子弹大得多，给日本兵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然而，红圆头弹也有明显的不足，由于粗糙的制作工艺，它的精准度下降，射程也比不上新生产的子弹。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日军士兵口中的“致命红头弹”的由来。它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紧急生产的一种子弹；然而，它也见证了中国人民和军队在抗战中不屈不挠、英勇抗敌的精神。
尾声：
对八路军来说，弹药短缺始终是抗战时期的一大难题。虽然根据地的兵工厂产能在不断增大，但毕竟不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所以产能始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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